从帝国到联邦、从联邦到欧盟、再从欧盟前往大西洋，移民问题组成了20世纪以来英国历史的一条独特的时间轴。随着这条时间轴而涨落的，不只是国际关系、地缘政治、全球资本主义的汪洋，还有英国政治这条虽涓涓流淌、却从不停歇的长河。本文所关注的就是这条河最下游部分的流向，以及一段最近开始、将在2015年5月7日告一段落但不知何时到头的险滩。

以诺•鲍威尔的4月20日

如果没有1968年的那篇演说，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英国人记得以诺•鲍威尔这个名字。这位保守党政治家在1912年生于伯明翰的一个教师家庭，早年考入剑桥大学攻读古典学。在1945年大选中，鲍威尔和大多数选民一样投票支持工党，但他不久之后就进入保守党，从1950年开始成为下议院议员，此后只进过一次内阁，在第二年便宣布辞职。1965年他竞选保守党主席，却只得到15票，后被胜选的爱德华•希思委任为影子国防大臣，在政坛保有一席之地。虽然鲍威尔以出众的演说能力在议会大放异彩，但这份履历委实不算出色。

如果就这样下去，鲍威尔能做的只是以影子国防大臣的身份等待机会，力争在1970年拥护爱德华•希思胜选组阁，从而让自己的政治生涯再进一步；至于再往后会怎样，就很难说了。不过，鲍威尔并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。他在1968年4月20日所作的公开演说，几乎断送了他此后的仕途，但也令他在后世成为足可匹敌首相的风云人物。

这篇被媒体冠名为“血河”的演说，是由鲍威尔在于伯明翰召开的西米德兰地区保守党大会上发表的。“血河”(Rivers of Blood)一词没有直接出现在演讲词里，这个名字源于鲍威尔对维吉尔名作《埃涅阿斯纪》第六章的引用。这一引用看似有掉书袋的嫌疑，但鲍威尔的所指却是相当现实的：他所针对的是1968年工党政府对《种族关系法案》的修订，而他所关切的是英国国内的移民问题。

英国移民的历史由来已久。在中世纪，征服者威廉就是从诺曼底“移民”过来的；而在近代的海权帝国羽翼之下，往来英国的人口流动更是遍及全球各地。在1892年，英国议会就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印度裔议员。大量涌入英国的印度与黑人水手在1919年还曾引发格拉斯哥当地白人的暴乱，但英国政府并未因此出台具体的入境管理制度，只是在原则上将所有不够资格的移民拒之门外。全球多达八亿的英殖民地居民，只是被笼统地称为“英国属民”，并没有属于当地的公民地位。

在“二战”以后，英帝国体系下的移民与国籍政策才发生了变化。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国际与国内两大因素：在1946年，加拿大通过《加拿大公民身份法案》，导致英国各属地的国籍问题称为1947年英联邦会议的焦点；在这一潜在悖谬面前，英国议会于1948年通过《不列颠国籍法案》，创立“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公民”身份，令多达八亿的“英帝国属民”可以免签证在英国工作或居住。而从英国国内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决定不止维系了摇摇欲坠的英帝国统治体系，也为战后的英国经济提供了一剂解药：面对战后遍及全欧洲的劳动力短缺，英国不得不把目光对准海外，试图吸引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来英贡献力量。

就这样，借助当时并不方便的洲际交通，英国移民成为一项热门买卖。在1953到1961年间，年度英联邦新移民数量从3000飙升至13000，而政府则迫于政界日益增长的压力，在1962年出台《英联邦移民法案》，仅允许持有雇佣许可券的英联邦居民来英定居。这一法案对移民入境的限制在10年内又被加强两次，却无法遏制移民入境的潮流：整个60年代移民总数增加了24%，占英国总人口的5.8%，增速反而比50年代更快。

在这十年里，不但英国入境管理制度日益捉襟见肘，种族矛盾也水涨船高。在政坛，保守党内排斥移民（尤其是非白人移民）的情绪日益增长，而在民间，从1948年开始，利物浦、诺丁汉与西伦敦的诺丁山先后爆发骚乱，英格兰本地白人与非白人移民、尤其是加勒比黑人移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。即便在没有爆发骚乱的地方，无形的歧视也随处可见。1963年，类似美国的种族隔离公交车在布里斯托引起集体抵制，受到全国瞩目。有鉴于此，由哈罗德•威尔逊领衔的工党政府在1965年发布《种族关系法案》，在公共场所禁止任何种族歧视行为。1968年，工党政府又着手提出修正案，禁止私人在雇佣与房屋租赁关系中进行种族歧视。正是这一将禁令从公共场合延伸到私人场合的决定，激起了鲍威尔的“血河”之怒。

从修辞学来看，“血河”演说的谋篇严格遵循了古典时代雄辩术的格式，以事例引出对现实的批判，再以对未来的展望作结，字里行间透露出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的风采。鲍威尔引用的是两位英格兰白人的发言：先是一位中年工人宣称“如果我的钱足够移民，我一定不会留在英国”，因为“在15到20年之内，黑人会在这个国家接过白人的鞭子”。然后是一位孤寡老妇人，作为街上惟一白人居民受到附近黑人移民的骚扰与侮辱，并因为拒绝租房给黑人遭到当地官员申斥。借此，鲍威尔猛烈抨击了工党政府的移民政策，指其侵犯了公民的自由选择权，构成了“逆向歧视”。之后，鲍威尔话锋一转，预言即便立刻禁止移民，现有的移民家庭也会在英国境内生存繁衍，最终到本世纪末达到类似美国的种族比例。届时，正在美国上演的混乱（指黑人民权运动）将不可避免地袭击英国。为杜绝这一情况，必须采取措施，让现有的外来移民迁回本国，否则英国必将“为自己垒起火葬柴堆”。

正是在这一“悲惨而棘手的景况”面前，鲍威尔提出了严正的警告：“我展望前方，心中充满了这样的预感：就像罗马人一样，我仿佛看见‘台伯河上泛起了血沫’。”

“以诺•鲍威尔是对的”

“血河”演说之后，鲍威尔迅速成为众矢之的。工党与自由党怒不可遏，而保守党高层也对他极为不满，这使得爱德华•希思在4月22日将他踢出影子内阁。23日，《种族关系法案》修正案在议会通过二读，并在当年10月正式通过。

民间对鲍威尔的反响远比政坛更激烈。23日当天，有上千名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声援鲍威尔，其中甚至有300人闯进了位于西敏的议会；而在28日，有1500人在西敏集会要求“逮捕鲍威尔”。《泰晤士报》刊文指责鲍威尔的表态是一场“邪恶的演讲”，但鲍威尔本人在演说之后宣称收到了来自支持者的43000封信和700封电报，另有800封信和4封电报提出抗议。而根据盖洛普公司在事后的调查，有74%的受访者支持鲍威尔。

很难说鲍威尔是否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意见。但“血河”演说无疑激化了矛盾：在伯明翰发生了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袭击。鲍威尔在后来辩解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，也不认为其他种族更低劣，不过他所引发的社会变动已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的历史形象也因此永远定格在了1968年4月20日的那一天。

鲍威尔在70年代的人气依然火爆，并被认为是保守党赢得1970年大选的功臣之一。但在1974年，他因反对保守党政府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倒戈，转而支持在大选中主张进行退欧公投的工党。1974年10月，鲍威尔转入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统一党，但还是保持了与保守党的非正式联系。与此同时，他所批评的移民改革也没有停下脚步：1976年，英国设立种族平等委员会，专门应对种族歧视问题。但在1981年和1985年，英国的种族暴力再度达到高峰，伦敦、伯明翰、利物浦和利兹都发生了排挤外来移民的骚乱。鲍威尔重申了以往的极端立场，强调移民将引发内战。1987年，鲍威尔在大选中丢掉了自己的选区，从此退出政坛。

此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如火如荼，鲍威尔虽然退休，仍在公开场合对撒切尔夫人抵制欧洲一体化的立场表示支持。不过，随着撒切尔在1990年失势，约翰•梅杰在1993年签署了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，英国成为欧洲联盟的创始国之一，与欧陆的人口交流也变得空前密切——这为21世纪的移民问题埋下了伏笔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浮出了水面：英国到底是继续独善其身，还是成为新的欧洲的一部分？

进入90年代，这两个问题似乎已经轮不到以诺•鲍威尔来解决了。“血河”演说的名声在外，“以诺•鲍威尔”之名在新的政治生态下成为如“民粹”“极右翼”一般唯恐避之不及的毒药，而他本人的年龄也不允许他重返政坛。“以诺•鲍威尔是对的”，这一言论逐渐褪去了老托利党保守主义的颜色，成为极右翼民粹政客的标签。不过，仍有人试图从鲍威尔手中接过接力棒：比如英国独立党。

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9月3日，旨在通过选举手段争取退出欧盟。一向在移民与欧盟问题上立场强硬的鲍威尔，自然成为他们的首要争取对象。根据《每日电讯报》的调查，在1994到1997年间，独立党高层多次向鲍威尔寻求支持，甚至请他重新出山，代表独立党竞争议会席位。此时独立党籍籍无名，而另外一个主张退出欧盟的政党“公投党”在1994年成立后便于1997年大选中赢得一个议席，只是在大选后不久便分崩离析。因此对早期的独立党而言，邀请年届八旬的鲍威尔出山，算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只不过，鲍威尔虽然认同独立党的政策，但还是以年事已高为由谢绝。1998年，鲍威尔去世，“血河”演说以来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
旧的朝代业已结束，新的君主尚未登基。就在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，独立党终于有所斩获，赢得7%的选票与三个议席，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。这一方面与欧洲议会选举的比例代表制有关：各政党根据选区内的得票率分配议席，使得小政党也有进入代议机构的机会；而在另一方面，欧洲议会对英国并无太大政治影响，却是英国选民表达对欧盟意见的绝佳平台。相比之下，因为英国大选中每个选区只有一个由绝对多数制决出的席位，独立党的表现依旧相当低迷。2001年大选，独立党只在一个选区里得到超过5%的选票，而全国得票率仅有1.5%；这一数字在2005年和2010年分别升到2.3%和3.2%,表明独立党仍然是一个边缘政党。除了选情低迷之外，独立党也遭遇了两次严重的骨干成员退出事件，其中甚至包括第一任党首阿兰•斯科德，内部稳定备受考验。但也正是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，奈杰尔•法拉奇(Nigel Farage)带领独立党杀出了一条血路，成长为英国政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。

法拉奇1964年生于英格兰东南的肯特郡，是独立党的创始成员，也是少数敢于公然赞扬鲍威尔“血河”言论的政客之一。对法拉奇而言，以诺•鲍威尔不但是对的，而且堪称他的政治偶像：在自传《斗牛》中，法拉奇声称自己在高中时代就曾见过鲍威尔。1993年5月，他还曾亲自驾车送鲍威尔参加一场欧洲怀疑主义者集会，并受到了后者的启迪。《每日电讯报》的调查也发现，法拉奇在1994年4月曾致信鲍威尔寻求支持，并和其他独立党成员一样被鲍威尔婉拒。

虽然视鲍威尔为政治偶像，但法拉奇的人生轨迹与鲍威尔相当不同，两人的政治智慧也差别悬殊。在高中毕业之后，法拉奇没有选择读大学，而是去伦敦工作，成为了一名商品经纪人。他本来支持保守党，但在1993年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签订之后，他投奔了新成立的独立党。从2006年开始，除在2009年一度离任一年之外，他一直担任独立党党首，基本上为这个新生政党奠定了一个时代。

平凡的出身允许法拉奇在公众面前扮演一个说话大大咧咧、每晚进酒吧消遣、只不过在移民问题上极其保守的普通人；而独立党在他的领导之下，也脱离了组建时的书生气（独立党最早是在伦敦政经组建的），多了一些情绪性，甚至变得有些粗鲁，基本贴近法拉奇鼓吹的“平民百姓”的形象。相比之下，以诺•鲍威尔在1968年的主张虽然也一度受到民众的欢迎，但在浩浩汤汤的21世纪，“血河”已成为老加图的绝响，只能任由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晚辈后生援引凭吊；。其中，法拉奇虽算不上最为忠实的一位，但取得的成绩明显最为出色。

不过，即便吸引了不少人气，独立党的日子也并不算很好过。在法拉奇担任党首时，英国已加入欧盟13年，独立党的激进主张似已背离了英国的政治现实。此外，独立党的体制也很不健全：糟糕的公关与纪律部门使得党内人士在聚光灯下丑态百出，或爆出仇恨言论、或犯下常识性错误，频繁的“见光死”令媒体乐于把独立党当成一股不严肃、因而不可靠的政治势力，与法拉奇夸张的面部表情相映成趣。而在2006年4月，时任保守党党首大卫•卡梅伦甚至公开嘲笑独立党的拥趸都是“傻子、疯子、躲在衣橱里的种族主义者”，似乎完全没有把这一人群放在心上。这在当时并非没有原因：在保守党看来，独立党的崛起只是保守党在90年代后逐步转向中间路线、从而在政治光谱上留出空当的结果，那些在平时支持独立党的保守选民一旦到了投票日，便会支持把握更大的保守党。但法拉奇则宣称，独立党不但要与保守党分庭抗礼，还要“把战车开到工党的一亩三分地上”，言语中虽没有激昂雄辩的腔调，但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野心昭然若揭。

至于2010年以后的英国政坛，则似乎更符合法拉奇、而不是卡梅伦的预期。

“台伯河上泛起血沫”

在1968年4月20日的演说之后，英国的移民政治再一次回到了伯明翰。

2014年9月27-28日，在于伯明翰召开的保守党全国年会期间，先后有两位保守党议员宣布“叛逃”独立党，引起政坛震动。叛逃者皆非凡俗之辈：率先倒戈的马克•莱克莱斯作为党内铁杆疑欧派，曾在2012年10月31日煽动53名保守党议员发起“叛乱”，与工党一道投票赞成了一项呼吁政府冻结对欧盟预算的提案，被视为保守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后座议员；而紧随其后的道格拉斯•卡斯维尔作为保守党的新锐智囊，不但曾为卡梅伦参谋政事，也致力于以“直接民主”改革保守党。二人在倒戈之后，都宣布辞职，并重新参加自己选区的补选，以证明民众的支持，而两人也都在选区内取得胜利，重新入驻西敏，高调完成了独立党建党20年来的历史性突破。

这次晴天霹雳般的“背叛”，撼动了卡梅伦本意脆弱的权力基础，也是法拉奇和独立党长期高调扩张的结果。截止2014年12月，独立党在各方民调中的支持率基本在13%到19%之间，雄踞第三，超过自民党。鉴于工党与保守党之间差距在3%左右，一旦这一势头延续下去，那么明年大选将有可能再度出现无法产生多数政府的“悬峙议会”。届时包括独立党在内的一干边缘党派都有可能掌握胜利的天平。而在此前的欧洲议会选举中，独立党更是豪夺73个英国席位中的24个，成为1906年来第一个在全国选举中同时击败保守党与工党的政党，与其他疑欧派党团一起造成了欧盟的“政坛地震”。在2006年曾嘲笑独立党的卡梅伦，也早已开始对疑欧派加强警惕：在2010年大选中，卡梅伦不但承诺将减少移民数量，更放下狠话，称若能连续执政，将在2017年举行退欧公投。这一承诺在今年大选中也得到了延续。而根据当前的民调数据，如果退欧公投真的得以举行，英国退出欧盟并非绝不可能。

与尚且悬而未决的退欧公投相比，移民问题似乎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：内有疑欧派议员倒戈之虞，外有草根民意不断被挖墙脚之患，外加上民调吃紧、锱铢必争，进退失据的保守党不得不在对抗独立党时打出“如果投票给独立党，你将得到一个工党政府”的口号，如同在政治光谱上向独立党卸甲投降。至于被法拉奇点名的工党，在艾德•米利班德难孚众望的领导下迟迟未能提出明确的移民政策，只许诺加强监管、改善移民待遇，算是避实击虚；而在去年年底，工党内部曝出一份文件，要求党内议员不要与选民过多谈论移民问题，被广泛视为怯阵的表现。而与保守党联合执政的自民党，则在民调中一落千丈，已经无法在选战中阻止独立党的突飞猛进，只能期望在未来的联合政府组建过程中，通过长袖善舞的中道路线，努力争取“造王者”的角色。法拉奇对主流政坛发起的挑战，经过数载的积累与变迁，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战果。

独立党对移民问题的成功利用，一定程度上和21世纪英国移民政策的弊病有关：“新欧洲”的移民数量居高不下，而因为法律不完善，大量非法移民在英受到雇主盘剥，工作条件恶劣，也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在2004年莫克姆湾惨案中，23位中国劳工就是以非法移民身份从事危险工作，不幸殒身大海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工党的主张就算不甚明确，也至少可谓一剂太平药了；相比之下，现政府的态度则更为积极一些。自2010年开始，英内政部便不断收紧签证发放制度，许诺将在任内把年均净移民数量降到10万以内，为此不惜与欧盟高层闹僵。卡梅伦还在公开场合表示，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试验“已经失败”，标志着移民与对欧政策开始全面转向保守化。可截止2014年，过高的门槛对移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困扰，而净移民数量不减反增，内政大臣特雷莎•梅不得不对媒体默认现政府移民政策破产。根基不深、水平不高的独立党之所以能揭竿而起，凭的也正是对这一系列弊病与失误的利用。对独立党的崛起而言，重要的并不是移民问题本身，而是移民问题带来的政治剧场效应。

站在今天回望1968年的伯明翰，鲍威尔耸人听闻的预言似乎并不全然无稽：移民与欧洲问题，已经彻底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版图。幸好，他所预言的内战并未成真，2014年的种族关系非但没有比1968年恶化，反而有了明显改善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2011年8月那场臭名昭著的伦敦骚乱，正是因为警察枪杀一名黑人而爆发的。种族问题虽然很难再成为暴力冲突的导火索，却也没有变为一团死灰：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，萧条的经济、虚无的政治、残破的社区、衰败的家庭、低迷的就业、以及不平等的收入，英国社会缓释族群矛盾压力的机制已经僵化，并有可能趋于瘫痪。而在海外，ISIS与基地组织的战鼓已经擂起，“圣战者”把战火烧到巴黎，不论英国如何拼命脱离布鲁塞尔，也将不得不与欧罗巴一起面对恐怖主义的考验。十年前国王十字车站的爆炸声尚有余音，台伯河上难免再泛血泊。

英国将何去何从？面对2015年注定扑朔迷离的政局，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四个月后才有希望得到解答。也许重新阅读鲍威尔所热爱的《埃涅阿斯纪》会给我们一点希望：在得到阿波罗的神谕之后，埃涅阿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，度过了让“台伯河泛起血沫”的浩劫，终于延续特洛伊的血脉，在拉丁姆建立了罗马城。然而，如果说当代英国也有着一部《埃涅阿斯纪》一样的史诗，那么现在的英国，也才刚刚掀开十二个章节中的第六章。在那之后的故事，大概可以从阿波罗借女先知西比尔之口发表的预言中一窥端倪：

“你排除了海上的千难万险，但是陆地上更严重的艰险还在等待你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作者：徐一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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